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经典著作之一。这部著作写于1886年，最初连载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1886年第4、5期。1888年，经恩格斯修改并加写一篇序言后出版了单行本。
一、写作背景
1．《费尔巴哈论》是为适应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无产阶级斗争的需要而写作的。
19世纪80年代，国际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面对这种形势，资产阶级加强了在思想上、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他们一方面直接反对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又歪曲马克思主义，试图从思想上瓦解工人运动或使之偏离正确的方向。由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之一，资产阶级哲学家就从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入手，攻击马克思主义。他们试图在哲学上复活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抹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本质区别。这些错误观点侵入到了工人阶级政党内部，成了党内机会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进攻的理论依据，在工人运动内部造成了思想混乱，严重地影响着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为了反对资产阶级的攻击，促进工人运动健康发展，澄清哲学上的一些错误观点，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变革的意义，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一切旧哲学的界限，恩格斯写了这一重要著作。
2．《费尔巴哈论》的写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由来已久的愿望。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上创立的。早在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共同写作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论述了他们的新世界观同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但由于反动当局的阻挠，这部著作未能出版。此后的40多年间，由于实际斗争和理论工作的繁忙，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没有机会进一步阐明他们的哲学同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并公开出版。因此，完成这项工作成了他们由来已久的愿望。恩格斯写作《费尔巴哈论》，也是为了实现他和马克思的这一夙愿。
3．评述施达克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是本书写作的直接原因。
1885年，丹麦哲学家、社会学家施达克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他在书中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性质作了错误的理解，认为费尔巴哈是一个唯心主义者，这就提出了怎样正确评价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理论来源的费尔巴哈哲学的问题。当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请求恩格斯评述施达克该书时，他以此为契机写了《费尔巴哈论》。
二、内容介绍
《费尔巴哈论》由1888年单行本序言、正文四章和结束语组成，核心思想是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基本内容及其意义。围绕这一中心，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进行了分析和批判，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内在联系及本质区别，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及其意义，比较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原理，提出了哲学的党性原则。节选部分是第一、二章，集中体现了全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
1．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的革命性变革及其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实现了哲学发展史上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变革中，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
黑格尔哲学作为德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具有既要求革命又害怕人民的两面性。他的辩证法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进步性和革命要求，他的唯心主义则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恩格斯通过对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编（党员干部读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149页）命题的分析，指出黑格尔这一命题既有为普鲁士王国专制制度辩护的保守、反动的一面，又潜在地包含着革命性的一面，因为黑格尔认为现实性在事物的发展中表现为必然性，某些事物丧失了必然性也就丧失了现实性从而趋于灭亡。由此人们可以得出结论：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恩格斯还进一步揭示了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即辩证的发展观，并由此告诉我们，无论人的认识还是社会历史的发展，都是一个无限的由低级到高级的上升前进的过程。
黑格尔自己并没有得出上述结论。他的辩证法思想存在于唯心主义体系中，导致了他的哲学的方法和体系的矛盾。在这一矛盾中，体系占主导地位，方法则从属和服从于体系。正因为这样，在黑格尔哲学中，“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编（党员干部读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152页）。面对这样一个充满矛盾并且保守倾向占主导地位的哲学体系，恩格斯提出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这就是批判地继承。
黑格尔学派解体后，出现了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中唯有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批判。费尔巴哈哲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黑格尔哲学出发走向创立新哲学的“中间环节”。马克思和恩格斯吸收了费尔巴哈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基本内核”，转向了唯物主义。但是，他们对待黑格尔哲学的态度与费尔巴哈截然不同，不是把黑格尔哲学简单地抛在一边，而是在深刻批判黑格尔哲学唯心主义的同时，吸取了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并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创立了唯物主义辩证法。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8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批判了费尔巴哈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中的抽象人性论实质，划清了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界限。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费尔巴哈在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的，在历史观上是唯心主义的，走完第一步后他始终没有走出第二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崭新的世界观，不仅在自然观而且在社会历史观上都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实现了哲学的革命性变革。
2．提出并论述了哲学基本问题。
恩格斯在总结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发展史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是思维和存在或者精神和物质何者为世界本原的问题。哲学家们依照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为两大阵营。凡是认为精神是本原的，属于唯心主义；凡是认为物质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对世界本原问题的回答，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基本哲学派别的标志。如果离开这一标志而在其他意义上理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必然会陷入理论上的混乱。
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即“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编（党员干部读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159页）主张思维与存在具有同一性、思维能够反映存在的是可知论，反之是不可知论。在哲学史上，绝大多数哲学家都主张可知论，但也有一些哲学家主张不可知论，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对于不可知论，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都进行过批判，却未能击中要害。恩格斯列举了科学史和生产实践的事实说明：对不可知论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因为实践是在认识指导下进行的，如果在实践中获得了预期结果，就说明指导实践的认识是正确的，也就说明客观事物是可以认识的，从而就彻底驳倒了不可知论。
哲学基本问题原理为划分哲学基本派别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据此，古往今来的各种哲学归根到底不是属于唯物主义就是属于唯心主义。历史上曾出现过试图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的二元论，但实质上并没有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在现代，由于科学的发展不断证实着唯物主义，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为了掩盖自己的唯心主义实质，回避和抹煞哲学的基本问题，然而，这并不能真正消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由于社会实践和科学的发展，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在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它们的对立不会消失。
3．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费尔巴哈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一是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否承认社会历史发展有客观规律，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根本对立的关键所在。唯心史观否定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用幻想的联系代替现实的联系。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存在着现实的联系以及客观的发展规律。他通过比较社会运动和自然运动，揭示了社会运动由人的活动构成的特点，并认为这一特点“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2页）。在历史进程中，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因为这些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彼此冲突、相互矛盾的，这样，就造成了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完全相似的状况。在社会历史领域，表面上是偶然性起作用，实际上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隐蔽着的客观规律支配的，问题只在于怎样认识和发现这些规律。
二是指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究竟是由谁创造的，在这个问题上，长期以来争论不休。从表面上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个人特别是英雄人物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很多哲学家得出了英雄创造历史的错误结论。而在恩格斯看来，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也只能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有限的作用，而不会起根本作用。在历史发展中真正起持久的、引导重大历史变迁作用的是人民群众、是整个民族和整个阶级的行动，他们才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真正体现者。因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
三是阐述了阶级斗争的作用和根源。在19世纪初的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中，阶级关系已经鲜明地表现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阶级斗争已经是现代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的起源和发展是由于纯粹经济的原因，它们之间的斗争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资本主义新生产力的发展打碎了封建桎梏。但是随着生产力的继续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相冲突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冲突的结果是：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愈来愈贫困化，另一方面生产出愈来愈多的相对过剩产品。这种荒唐的社会现象表明，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已丧失其合理性。
四是论述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法律以及社会意识形态，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第二性的，而经济基础则是第一性的。针对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社会的决定因素的观点，恩格斯指出：不是国家决定经济关系，而是经济关系决定国家。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志的体现，它集中代表着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无论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对古代的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来说都是如此。法的情况也是一样。法律具有相对独立性，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自身的发展又具有历史继承性，但终究是经济基础的直接反映，无论是公法还是私法都是如此。哲学和宗教等意识形态虽然比较远离物质经济基础，但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
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费尔巴哈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也可以向您指出我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在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3页）这部著作的出版，更加深入广泛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力地反击了资产阶级的进攻，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给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对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发挥了重大作用。
这一著作的第一个中译本是从法文本翻译过来的。在20世纪30年代曾出版过好几种中译本。新中国成立后又重印过多次，并长期被列为党员干部的必读书目。《费尔巴哈论》阐述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和方法，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鲜明地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决定着解决其他哲学问题的基本方向，决定着人们对待客观世界的基本态度。这一原理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提供了根本依据。在认识路线问题上，历来存在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和斗争。唯心主义在认识路线上的集中表现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其基本特征是主观与客观相分割、认识与实践相脱离。认识路线反映在党的路线上就是思想路线。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思想路线曾经给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了严重损害。我们党正是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彻底划清了思想路线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形成了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领导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巨大成就。要深刻领会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牢固掌握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存在决定意识等基本观点，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努力做到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理论与实际相统一，使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始终体现时代性、富于创造性、把握规律性。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深刻阐明：承认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是唯物史观最根本的观点。这对于我们分析认识各种社会历史现象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这一原理告诉我们，虽然社会发展是通过人的活动实现的，却丝毫不能改变历史进程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这样一个事实。因此，人们的愿望和行动只有符合客观规律，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和效果。根据这一观点，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都应该根据社会发展的条件和规律来制定，应当是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我们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越是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我们对社会的改造就越是能顺利进行。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深刻阐明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于我们深化对党的群众路线的认识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坚持这一原理，就要求我们党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始终把群众路线作为自己的生命线，不断提高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自觉性，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费尔巴哈论》体现了恩格斯对待黑格尔哲学批判继承的科学方法，为我们正确对待人类历史上的文明成果树立了光辉范例。事实表明，任何思想文化成果总是一定时代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反映，必然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因此，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是错误的。同时，思想文化的发展同物质生产一样具有历史的连续性，新的思想文化总是在传统思想文化成果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因此，对传统文明成果采取全盘否定、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也是错误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今实践相适应、与时代发展相协调。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文化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大道在空地上建立起来的，而是在批判继承人类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他还认为，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我们要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正确对待人类文明成果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善于吸收包括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优秀成果在内的人类文明成果，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