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代会的保密故事”系列文章——100年前，毛泽东为何缺席中共二大？

众所周知，1921年7月的上海，见证了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在一个寻常弄堂里，一群满怀理想的年轻人秘密召开了中共一大，组建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此拉开浩瀚革命的序幕。

　　时隔一年，也是7月，看似平静的上海滩再次迎来一群风尘仆仆的年轻人。他们，是前来参加中共二大的各地党代表。

油画《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中共二大通过了我党第一个党章，规定“凡党员泄露本党秘密者，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是我党保密纪律和制度的源头。

时隔一年，重聚上海

　　中共二大是中国共产党创立后，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又一次全国党代会。彼时，成立一年的共产党迫切需要根据时局变化制定行动方针、明确政治主张。

　　“近日最多不幸之事。曰兵变，曰辞职，曰省长不能到任，曰匪乱。而正式之交战不预焉……”这是100年前的7月16日，上海《申报》的报道。就在这一天，中共二大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其实，中共二大曾有另一个可能召开的地点：广州。当时，共产国际代表对在广州召开中共二大颇有兴致。但陈独秀等人却觉得“广州风云变幻，是个是非之地，政治局势并不明朗。”

　　虽然定下在上海开会，但形势依旧不容乐观。与中共一大召开时的情况基本相同，中共二大召开期间，上海处于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控制的社会环境下。兵变、匪乱、战乱……诸种“不幸之事”交杂。因此，会议的安全保密工作显得极为重要。

　　这时，曾为中共一大顺利召开立下汗马功劳的李达、王会悟夫妇再次领命，承担起会务保障工作。这年，夫妇俩租住在上海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这座住宅距中共一大开会的望志路仅两公里左右。周围整片相同的石库门建筑，使得这一处淹没其中，并不抢眼。并且我党创办的平民女校正对李达家的后门，万一出现突发情况也便于疏散。于是，大家一致决定在这里召开中共二大。

　　1922年7月16日傍晚，陈独秀、张国焘、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人秘密来到李达家一楼客厅召开会议。为了会议的安全，李达让王会悟抱着孩子在门口放哨。

　　鉴于一大会场遭到巡捕侦讯的教训，中共二大采取了极为严格的安全保密措施：党员们分成几个小组，在分散地点讨论一般的政治问题。他们减少了全体会议的次数，8天的议程中，只举行了3次全体会议，除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在李达家举行，剩下两次都在公共租界的其他地方召开，而小会基本安排在上海其他党员家中。

　　这样一来，租界的反动军警、巡捕、密探虽然事先探到了“陈独秀等秘密集会”的消息，却始终未能查到中共二大会议的蛛丝马迹。

毛泽东为何缺席中共二大？

　　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为何没有出席中共二大？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本人曾于1936年，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与来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道：“到1922年5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那年冬天，（注：1922年，应该是7月、夏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到这件事：“有些同志未能当选为代表，不能出席和旁听，很着急，其实这没什么，就拿我来说，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

　　200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前夕，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著名作家黄亚洲的长篇历史小说《日出东方》。在小说里有一段描写：“这一天，毛泽东也在找这个开会的地方……到达上海的毛泽东摸遍口袋，也找不着他曾经记下来的这个会址……他在7月16日的太阳底下转来转去，就是无法找到会场。毛泽东其时的懊丧之情，是不言而喻的。”

　　虽然小说描述有文学演绎的成分，但毛泽东忘记开会地点，且联系不上相关同志的事实是确切的，这也从侧面佐证了中共二大保密工作的严谨。

　　经过多日的讨论和畅议，中共二大的秘密会议结出了累累硕果。会议期间，代表们结合自中共一大以后对国情和中国革命问题的探索成果, 详细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党内状况，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讨论通过了11份文件，其中最重要的一份就是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

　　首部党章包括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附则等6章29条，对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纪律和制度等，分别作了具体规定。其中，就包含党员必须严格执行党的保密纪律，一旦泄露党的机密，必须开除的条款。这也表明，保守党的秘密，是从建党一开始就对每个共产党员时刻强调的铁的纪律。

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

（转载自共产党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