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代会的保密故事”系列文章——1925年，中共四大为何在临近春节时，再次回到上海召开？

1925年1月中旬，距离春节仅剩十几天时间，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市民们都在忙着喜迎新春。寒风呼啸中，在闸北铁路轨道旁“广吉里”的一座石库门建筑附近，却出现了一些陌生面孔。

　　他们，正是从全国各地前来参加中共四大的党代表们。

国共合作 暗流涌动

　　不同于此前党的代表大会均在夏季召开（中共一大、二大7月召开，中共三大6月召开），中共四大的召开时间正值深冬时节。之所以选择在1月份召开，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1923年中共三大于广州召开，拉开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序幕。此后，国共双方在各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合作。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正式确立了国共合作方针，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进入国民党中央机关；1924年5月，两党合作创办黄埔军校……

　　表面上看，双方的关系似乎步入蜜月期，但实际上，一股令人不安的暗流开始涌动。国民党内部，由其右派发起的“反共呼声”不绝于耳；共产党方面，一些党员骨干投入国民党工作，忽略了共产党自身的组织发展……甚至党的中央机关报《向导》都曾一度因缺乏人手，处于半停刊状态。

　　民主革命的浪潮中，是甘于做国民党的“附庸”，还是直接联系群众、领导革命，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要问题，急需和共产国际达成一致。

　　于是，1924年9月，寓居上海的陈独秀给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写了一封信：“……我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将提前举行……最好，您能再来一次”。

　　1924年11月，随着维经斯基抵达上海，中共四大的召开正式提上日程。

英语课堂 秘密会议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共有五十多名党员，到中共四大召开时，全国党员人数已达994名。

　　会前，中共中央以“钟英”为代号向各地发出《关于召开四大致各地党组织的信》和《关于召开四大的通知》，分配了代表名额，并要求各地党组织提交议案。

　　1924年8月31日，中共中央以“钟英”为代号发出召开中共四大的通知（这份由行楷写成的通知，由毛泽东亲笔签署）

　　为了确保会议的安全保密，防止租界巡捕或华界警局的“包打听”密探会场，经缜密探查，筹备组选定了闸北通往吴淞铁路一带的“广吉里”，概因这里是租界巡捕和华界“包打听”极少进入的“模糊地带”，并租下整套石库门建筑。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就在这套石库门房子的二楼秘密召开。

　　筹备组将会场布置成英文补习班课堂的样子，桌上搁着一些英文讲义，黑板上写着英文单词，每人都有英文课本，参会的维经斯基则扮成“外教”，看起来和上海滩其他“英文补习班”并无区别。

　　楼下，则安排了一位苏北女工放哨，一有意外便拉响楼梯口的响铃，以便代表们收起会议文件，拿出英文讲义“认真研读”。

顶天立地力量之源

　　这次“英文补习”，持续了十二天。从当年的腊月十七一直开到腊月二十八。会议结束时，距离除夕 只有一天时间。

　　作为一次开创新局的会议，中共四大在党的历史上的功绩，被誉为“顶天立地，力量之源”。

　　“顶天立地”中的“天”指的是中央领导机构设置的变更。中共二大时，中共中央的领导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人的称谓是“委员长”。中共四大将其改称为“总书记”，并把各级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长改称为“书记”。

　　“地”指的是党的支部建设。大会第一次将党的基本组织由“组”改为“支部”，规定“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个支部”。从此，“支部”等概念沿用至今。

　　“力量之源”指的则是这次代表大会阐明了党的群众路线思想理论的基本框架。大会全面总结了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确立了加强党的领导、扩大党的组织、执行使党群众化的组织路线，开始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组织建设上来。

　　中共四大以后，全国反帝反封建的工农运动迅猛发展，党的队伍迅速扩大，“从一个宣传性的小团体发展为群众性的大党”，一步步推动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走向了高潮。

（转载自共产党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