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级广播电视新闻贺琰

2005年的9月，我在存菊堂重重地摔了一跤。

应该得有2米深吧，我摔进去的这个洞。因为我身高165公分，加上展臂长怎么也应该有2米了。我搭着摔伤的右臂，试图蹦跳着用左手触碰到头顶上那个地板的边缘。但是失败了。存菊堂洞的这个维度，和十八岁的我那朴素的认知能力有不小的偏差。它可能觉得自己像马里亚纳海沟，或者雅鲁藏布大峡谷，有着深不见底的神秘。

我跳了一会儿，右臂越来越疼，于是放弃自救，蹲在洞底开始“思考人生”。此时的我刚刚跨入苏大校门，和所有十七八岁带着对校园生活美好憧憬的少年人一样，大学，大学里的人，大学的每一间教室、甚至每一棵树，都像海洋公园里斑斓瑰丽的奇异生物，让人激动不已。带着这种兴奋劲儿，2005年的我加入了许多社团，东吴大学艺术团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一个入门不到一个星期的新人，我今天的任务是和几位大二、大三的学长学姐们在存菊堂会合，为即将到来的迎新晚会“踩踩点”。因为不是演出日，存菊堂里没有亮灯。我摸索着在漆黑的后台想找一个开关，却没想到第一脚下去，就“咕咚”一声，摔了个嘴啃泥。

离约定的时间还有二十分钟吧，可能。第一次和学长学姐们约定集合，我想要表现得积极一点。2005年入学文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的我，和几百名同学们一起，住在离校本部只隔一条护城河的后庄。我们总是骑着自行车，逆行一小段后庄门前的小路，穿过护城河“呲溜”滑进大门。身后往往还传来保安大叔的怒吼：“下车推行！”然而夏末秋初的本部急急地在向我们挥手，我们怎么能不回应她呢？秋风从护城河边吹过，带着些许腥气。草皮的青气和文星阁的砖头泥味儿似乎也混杂在一起，存菊堂和图书馆之间好像是几株夹竹桃，把自行车停在花下，拍拍衣角，阳光飞溅起来，散在了地上。

那时的存菊堂还比较破旧，后台的地板踩起来咯吱咯吱的，座位和上世纪90年代所有中学、大学的礼堂几乎如出一辙，天花板上吊着电风扇，一切都是正宗的阶梯教室的样子。我掉下来的这个洞，应该是众多地灯中的一个，等待演出的日子里，它们接通了电源，应该会发射出五颜六色的光线，点燃观众和演员的激情。但是现在，它们死气沉沉地躺在这里，上面盖着我的手机。

哦！手机！这是家人为考上211大学的我精心准备的礼物！它是一只橙白相间的诺基亚，还可以下滑开手写界面。拨通学长学姐们电话号码的一刻，仿佛整个存菊堂都通了电：厚重的大幕带着轨道的声音缓缓拉开，衣香鬓影，流光溢彩。震耳欲聋的掌声，学生眼中喷薄而出的热情，老师们欣慰温暖的笑容，共同构成了初秋最美好的风景。当然这片风景终究是要被一声“把手给我”打破的。

之后的四年，我又加入了东吴剧社、弄潮文学社，也在存菊堂、独墅湖剧院等等很多很多剧场里留下了足迹。再后来我进入电视台工作，大大小小、从简陋到精致甚至后现代的舞台我都曾圆满地完成任务。而几乎每一次晚会、演出，我仍然像05年9月的那个下午，早早赶到后台，认认路、摸清流程。当然时至今日的舞台再也没有一个洞让我猝不及防地掉下去，但时至今日的身边可能也再没有那么青春朝气意气风发的学长学姐们跟我说“把手给我”。

2014年再回到母校的时候，看到存菊堂的外立面已经有所翻新，但仍然保持着那份朴拙的人文气质。当时我并没有再进去后台找寻那个“深邃的海沟”，想必它已经被这么多年来这么多来来往往的回忆，填得满满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