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家，有真学问不容易，有真才实学又别具人格魅力，更不容易。许国璋教授，就是一位富有人格魅力的大学问家，人们所崇敬的一代宗师。
许国璋教授尤因教材而名扬天下，但其学术成就远不止于此。他，是一位大家，一位富有独创精神的大学问家。虽然他一生用力最勤，建树最丰的是人们所熟知的英语教学，但他探索的触角却伸展到了语言学、语言哲学、翻译等诸多领域，且多有独特见解。
他晚年主攻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语言的定义、功能、起源”，“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语言哲学的探索”“社会语言学和唯理语言学在理论上的分歧”“从《说文解字》的前序看许慎的语言哲学”“《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和“追寻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篇篇都是见解独特的文字，成为当代语言学研究的力作。他给语言下的定义，越出了传统的“工具”说，大大丰富了语言的涵义，被语言研究者反复引用；他撰文批驳了“中国没有语言学”的说法；他抉发出了《说文解字》前序中“非常精彩的语言学见解”；他肯定了《马氏文通》的“普世语法哲学”。这些，都是他对中国语言学建设的重大贡献。
关于翻译，许国璋教授在“学术论著的翻译——以罗素《西方哲学史》论文艺复兴诸段为例”一文中指出，“翻译的目的，在于便利不懂外文之读者，如不懂外文之读者读之不懂，翻译者不能说尽到责任”。强调“译文力求醒豁，不按词典译义，而按词的文化史涵义翻译。不按单句翻译，而按句段译出，用流水句法，不用三四十字的竹节句”。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提出了翻译学术论著时使用“阐译”法，并现身说法，以自己翻译罗素《西方哲学史》片段为例证，既有理论，又有实践，读来明白易懂。所谓“阐译”法，即为了使读者明白原著含义，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译文作适当阐释。尽管“阐译”法是否完美无缺，尚可讨论，但为学者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说明理论可以突破，学术是应该创新的，我们不能总是亦步亦趋地跟在他人后面，唯洋理论是从。
许国璋教授主编的《英语》（四册）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可以说是为中国英语学习者度身定制的，因此自1963年发行以来，一直受到普遍欢迎，广泛用作大学教材、自学教材、培训教材，经修订后，到1996年已重印40余次，民间俗称为《许国璋英语》。文革后的“外语热”中，《许国璋英语》独领风骚，街头巷尾，提起英语学习，言必称许国璋。许国璋英语教材前后印发几千万册，盛行中国达三四十年，对我国几代人的英语学习，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如今，由于时代的变迁，当年的轰动不再，但其倡导的科学性、实用性、知识性等原则，将惠泽后世，成为英语教材编写的圭皋。
许先生不但富有才情和创新精神，在很多方面为中国学界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他崇高的精神境界和职业操守，也为广大学人树立了榜样。他把金钱看得很淡，虽然教材的稿费不菲，但他大多用于资助困难学生和同仁，他甚至还把留在国外书店、当时显得非常金贵的一点外币，也给了在当地进修的学生拿去买书。外出讲学，他常拒收讲课费，说是各校都有困难，招待我们已经不容易了，不能再收费。他生活极其俭朴，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厅堂里唯一的“摆设”，是一张陈旧的八仙桌和几条靠背椅。据他孙子回忆，他卧室的“双人床”也是学校宿舍楼两张单人床拼起来的，他在这张床上睡了数十年，直至去世。他安于清贫，精神上却非常充实，孜孜矻矻，专心治学，垂暮之年仍不断追求新知，自述“九时睡，四时起，读书到七时，稍进食，写文到十时，亦不甚倦”。还常以自身体验勉励青年，要“有做学问的欲望，有追求知识的志趣。我今年75岁了，仍兴致勃勃地看新书，每天都吸收新的知识，新的思想，享受智力增进的快乐”。他的经济状况，被宿舍楼旁摆摊的小皮匠注意到了，传来话说“大名鼎鼎的许国璋，每月的收入还不如我小皮匠”。他听了不以为然，说：“他小皮匠有小皮匠的人生哲学，我许国璋自有我许国璋的人生哲学，我才不在乎呢！”
许国璋教授那一代人，历经政治运动的冲击，尤其是“反右”和“文革”，不免都会有一种“惊弓之鸟”的心态，有意无意地构筑心里防线，说话过度谨慎，行动尤其小心，生怕不经意招祸。但这些，在许国璋教授身上，丝毫没有。他坦诚，真率、宽厚，与他交谈，你自己内心忽然纯朴明净了许多，人格也无形中得到了提升。
记得八十年代初我们第一次相遇时，他打招呼的方式就非常质朴。甫一见面，这位戴老式眼睛、穿中山装的老者，直截了当地说：“我叫许国璋”。我的感觉实实在在地“如雷贯耳”，顿时便紧张起来。但后来见他那么随和，那么坦率，全没有学界巨擘的架子，心里便踏实了许多，相互竟聊了一个多小时。谈话的内容，已为时间所湮没，但心中的温暖，至今犹存。
他为人如此朴实真挚，待人如此诚恳，与他接近，你不能不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去他家探访，刚一坐定，他就会从冰箱里取出两根雪糕（有时是两根香蕉），一人一根，边吃边谈。话头才接上，许师母出现了，把一个定好时的闹钟往桌上一放，便去了隔壁警戒。意图很清楚，为了许教授的健康，必须限制谈话时间。如若超时，闹铃就响，她会闻声而至。谁知，许先生等夫人一走，便把闹铃键摁掉，一面露出孩子似的天真笑容。谈话虽大多关于做学问，但常常也海阔天空，什么都聊。不过多半是他讲我听。时光在不经意中流逝，突然间许师母站在面前了，正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接下来的话更不留情面：“给你上课上到现在，怎么都还没上完？”原来我被当成北外的学生了。这话似乎“一箭双雕”：一时我很尴尬，许先生好像也尴尬，我站起来要走，他却拉住我说：“你别走，话还没有说完呢！”他脸上露出的歉意，那种透明的真诚，令我感动，也让我至今难忘。和许先生相处，我始终能感受到他的殷切关爱之情。一次，我在北外开会，他特意让人带来一封亲笔信，推荐我主编的教材。而在另一封信中，他却直言不讳地指出：“足下才学，尚以在澳洲文学史上发挥方为得所”，劝我不要在教材上耗费过多精力。这种赤裸裸的真诚，不是出于了解、关心和爱护，是不可能如此直率地表达的。后来，我听从他的告诫，集中精力，完成了《澳大利亚文学史》的写作。许先生的教诲，成了我学术追求的重要驱动力。
当然，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师生更能感受到许先生的真诚、热心和人格魅力。他对待年轻同事和学生，视同己出，常常拖着老迈的躯体，为他们四处奔走，大至学问政事，小到衣食住房，都关心到家，师生关系，非同一般。以致在他的追悼会上，不少学生对着灵柩痛哭失声，有的甚至长跪不起。这样的情景谁见了都会落泪。
他的人格魅力，体会到的何止是他的学生和我们小辈！年长如季羡林先生者，也深有感触。在“悼许国璋先生”的文章中，季先生写道：“他待人接物，一片淳真，朴实，诚恳，谦逊......说话实事求是，决不忸怩作态......（我们）一见倾心……成了朋友，成了知己的朋友......遗体告别的那一天，有人劝我不要去。我心里想的却是，即使我不能走，我爬也要爬到八宝山。这最后的一面我无论如何也要见的。当我看到国璋安详地躺在那里时，我泪如泉涌，真想放声痛哭一场。”老人撕心裂肺的倾诉，映现出了许国璋教授非凡的人格力量。
（依次是季羡林、吕叔湘、许国璋）
学者的人格魅力是学者的学识、操守、个性所透出的感染力，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学生、同人，乃至学术界，其影响力远远超出学术范围，衍生出修身、处世、待人等道德教育意义，起着树立标杆、净化学术生态环境的作用。在如今学界纠纷不断、师生屡屡失和的时代，尤其呼唤许国璋教授那样富有人格魅力的学者。